《骨妹》上映兩星期多，一直掙扎：不是掙扎看與不看，而在掙扎究竟要在哪裏看。最後我選擇了回澳門看，而且在永樂戲院看。
《骨妹》全長九十七分鐘，不算太長，但已經足夠說好一個故事，一個發生在九十年代澳門，兩名少女於骨場中結緣、相遇、相知、相離的故事；在寫角色之間的情感互動時，也點出了對一種城市的情感依屬。
電影以已移民台灣的民宿老闆娘詩詩（梁詠琪飾）知悉友人靈靈離世，遂踏上歸途作開始，繼而分開兩條時間軸敍事：一邊講述中年版詩詩由台灣回澳，逐步解開心結、發現秘密；一邊刻劃九十年代的詩詩（廖子妤飾）和靈靈（余香凝飾）如何由骨場中的同事變成密友，再一同擔起養大孩子的責任，到最後走向分離；兩條時間軸同時推演，最後由詩詩驚悉當年秘密，與回憶中的靈靈「重遇」，親口說出心底話並決定留在澳門作結。
回來，是為了尋找？
毫無疑問，詩詩的回來是因爲靈靈的離世，但其實也是因為尋找——尋找她不知道自己已失去的。在這裏，導演巧妙地運用了台灣，這個近年港澳民眾趨之若鶩的地方作為符碼，配以一個凡事以她為先的丈夫、一家經營有道的民宿（從名字來看，甚至隱喻其孩子）等等來描繪出詩詩在生活上的圓滿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她沒有因此而快樂，更沾上酗酒習慣，透過這一正一反的對比，凸顯中年詩詩的缺失，也為她這趟「尋找之旅」作了很好的鋪墊。但問題是，詩詩要尋找的到底是甚麼？
尋找的起點在於保險經紀肥華在報紙刊登的一則尋人告示，而詩詩回澳後，第一個接觸的也是肥華，更因她而察覺到自己與眼前這城市的疏離，在相約見面地點時，身處酒店房裏的詩詩向電話另一頭的肥華有這樣的一段對話：
詩詩：灶記？
肥華：沒有了。
詩詩：那台山紅姑呢？
肥華：都沒有了。
詩詩：那不如你來決定吧！我十多年沒回來，都不知道有甚麼地方了。
結果，兩人相約在桃花崗，也是一個已經走向終結的地方，再由肥華慫恿詩詩找回昔日的另外兩個姐妹三八和孖四，一見面，才發現各人都已經改變，不論是身份（由少女變成祖母輩）抑或友誼，都已不如往日，加之小城變改已帶來的陌生感，重重因素疊加，令詩詩生氣得衝離浴足店；但在外人看來，這種陌生源於離開、缺席，是情有可原的，縱使如此，詩詩沒有停下尋找的腳步，反是回到了往日的舊居，甚至要去找出樂樂——她與靈靈曾經答應彼此要一同撫養的孩子，也是她和靈靈還剩下的連繫。
在這裏，詩詩這次回來想要尋找的，似乎就是連繫，與靈靈的連繫，與舊日的連繫。然而，我卻認為這解說並不完整，若要完整解題，恐怕要由她的離開開始說起。
離開，是為了逃避改變？
假如有細心留意的話，詩詩和靈靈離別的場景是在1999年12月20日凌晨，也就是澳門回歸的那刻，對這座城市而言，這是幾個世紀的大事，但對詩詩而言，卻根本不是甚麼，所以回歸前的治安不穩、人心惶惶，好姐妹在籌謀要到日本發展，甚至「骨妹」的工作也丟了，她也始終如一，就算要接上多份兼職，亦決心要留在澳門。然而，當她無視身邊翻天覆地的變化時，卻因身邊人的改變而離開。
「你變了，變得好自私。」1999年的詩詩因為靈靈要將兒子送回鄉下而拋下這句，成為二人分離的重要意符，情節將二人的離別與九九回歸的場景結合， 但其實詩詩的離開，從來都不是因為這座城的改變，這一點，由三八問起她目前居住的台灣怎樣，她竟回答說「像舊日的澳門」可見；就是離去了，她仍然活在「過去」，所以離開要逃避的不是城，而是人。
因為逃避一個人的改變而離開，回來後卻迎來了一座城的改變，這時候，樂樂的出現起了關鍵作用。
尋找那失落的身份
如前所述，樂樂是詩詩與靈靈間還剩下的唯一聯繫，但他的重要性不止於此，因為他為詩詩的尋找點出答案，而且更是答案的一部分。
詩詩與樂樂的初次見面，前者對後者已掌有一定程度的認知：熱愛足球、留級生、對母親的死無動於衷，連喪禮也沒有參與的無情兒子，而後者對前者是完全零認知的，而到第二次相遇時，樂樂終於流露出對母親的重視（甚至遠比詩詩想像的為多），原來眼前人並非無情，而是採用了另一種表達方式，這裏的情感展現是雙關的，因為樂樂的「情」間接揭示了靈靈的「情」，也同樣比詩詩所能想像的多：用一個謊言來成就其幸福，當日令她離開的自私人原來才是這段關係中最無私、大方的一個。
而當詩詩跑上她和靈靈昔日的回憶之地，確認彼此之間的關係後，她更與丈夫坦承心中想法，表示離澳這十多年間，「心就像破了一個洞似的，從未開心過」，到今天才發現，這是因為自己心中早已住了另一個人，最後請求丈夫能讓自己留在澳門，度過餘生。
電影的最後，詩詩回到昔日與靈靈一同光顧的葡式餅食老店，賣着兩人愛吃的蛋糕，露出一絲滿足的笑容。這份圓滿在於她終能尋回失落了的身分確認，補回心中的破洞。假如要歸納這失落了的身分，大約可分成澳門人、與靈靈之間的同性愛戀以及樂樂母親三部分， 這三重身分之間彼此呼應，缺一不可。雖然如此，導演沒有將「重新確認」的過程加以放大，沒有直白的大聲宣示，反而用上一首九十年代的流行曲《再見二丁目》來作文本互涉，一句「原來我非不快樂，只我一人未發覺」，充分道出詩詩在面對這些身分符號改變的後知後覺（而我們大多數人亦一樣，身分變改與身分意識的確認總是不會同步的）；當中描繪得最到位的，尤數同性情感一段，那種密友與戀人間的似是而非，介乎於確認與否定的狀態，將傳統華人女性面對情感取向時的迷茫，呈現得恰到好處。
電影中另一值得欣賞的，是以詩詩這角色來表達回家、身分等議題的一種看法，卻同時容許其他可能——詩詩在靈靈墳前告訴她，自己已經答應「我們的兒子」樂樂去尋找自己的世界，這話無疑是對樂樂的一種支持，也是對一直希望樂樂能考上公務員的靈靈來說的一種答應：我知道你希望兒子能脫離我們往日的艱難，透過一份穩定工作而獲得快樂，這些我明白，但其實快樂有其他可能。而電影結尾，樂樂寄給詩詩的明信片中的字句，證明他確實尋到自己的快樂，是與詩詩的分享，同時也是對靈靈的記念。
總體而言，《骨妹》是借一次尋找與確認，講述了一個人、一段關係，以至一座城市的故事；電影海報中的標語「永別後，方才知道曾經愛過」、「很想再遇見」，說的是兩位主角間的情感，同時也是說她們與這座小城的感受；這種對澳門變化的刻劃，相信也是八十後導演徐欣羨的切身體會。
「但當世道迷離，只剩變幻才可永恆時，我們能尋找、要遇見的，又是甚麼？」步出這所擁有六十多年歷史的永樂戲院時，我不禁在問自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