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美食之都」來了，澳門人 _ _了

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17年11月1日凌晨公佈，澳門正式獲評為創意城市網絡(UCCN)美食範疇的新成員城市，成為「創意城市美食之都」（下稱「美食之都」）。

以上這個是稍有留意澳門近況的人都會知道的官方消息，但回到澳門社會，民眾的反應其實並非一面倒，反之，澳門人的反應各異，有期待已久、「媽呀我得咗啦」式歡呼；有哀鴻遍野、「無啦無啦」式悲鳴；也有冷眼看待，一副「就憑你」的懷疑。但其實，如此多樣的回應並不是偶然。

屈指一算，類似「美食之都」一類的名銜，澳門近年也儲下了不少，由「世遺城市」、「國際旅遊中心」、「智慧城市」再到今天的「美食之都」，由國際組織認可到國家認定的，但問題是，每增添一個名銜，澳門人不但沒有多一分自豪和驕傲，反而出現更紛紜雜沓的回應；歸根究底，我認為是源於澳門政府多番失當，令市民對政府的信任、忍耐都一一殆盡。

首先，是澳門政府如何看待澳門人這事。澳門政府在外大力推廣澳門，甚至為配合旅遊業發展而推出多項措施，但與此同時，卻將澳門人的位置排在遊客之後，例如每逢大時大節期間都會出現的單向人潮管制、早前被狠批的大三巴斜巷下午封路，以及早前天鴿之後，政府對恢復旅遊景點及民生場域的速度落差，都令人感覺到「旅客優先」的取態，澳門人生活質素得不到保障的同時，又只能「硬食」因大量旅客到澳而造成的影響，諸如物價升幅、人滿為患和交通擠塞等；政策長年傾斜之下，澳門人的情緒回應其實是合理反彈。

其次是澳門政府如何看待澳門飲食業這事；簡單來說，是一個懲罰有心做好的人的遊戲。放回飲食這一脈絡，就是小店、老店（假如不是自己舖位）做好，就面臨加租、被逼遷走等命運，而且名氣愈大，租金升幅也愈大，最後被市場機制淘汰，但政府沒有為弱者分擔，反而是收割最後的成果，讓強者繼續強大。假如我們明白了這個模式，大概就能對澳門人何以因為媒體對小店、平民食店作大肆宣傳而生出厭惡之感，因為它們成名的前方，不是康莊大道，而是終點。

最後，就是澳門政府如何看待澳門本土歷史文化這事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一道「佈景板」，有需要的時候（例如吸引國際目光、爭名銜時）就祭出，其他時間就毫不介意地追捧外來的東西：當我們眼見威尼斯人、巴黎人、倫敦人一一進駐，燈塔的景觀卻岌岌可危、文物接二連二受到損壞，你就知道，澳門文化之於澳門政府，究竟有何重要。

澳門人想要的，政府留不住、給不了，長久下來，這成了澳門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困局，而旅客就當上了這惡化過程中的催化劑。所以，假如你要問為甚麼有澳門人對於「美食之都」這稱號嗤之以鼻時，請設身處地，想想澳門、澳門人在旅遊發展的過程中失去了甚麼；弄清了這個以後，一切都會變得容易理解。

當錢不可以再解決問題

2017年8月23日，一個名叫天鴿的颱風吹襲澳門。

那天以前，大概全澳門的人都以為這不過是個一年幾遇的普通颱風——都以為我們又要水浸一下、交通混亂一天以及抵住大風大雨地取笑氣象局的8號風球訊號生鏽——騷動一輪，又繼續回到日復日的工作裏；但不幸的是，天鴿沒有如我們所願的乖乖離去，在九個半小時裏，8號或以上的風球訊號高掛，暴風於小城肆意破壞，做成10死200多人受傷，還有由風災引致的建築損毀、隨之而來的斷水斷電斷網，令民眾生活大受影響。據稱，這次事件的經濟損失數以十億計。

天鴿襲澳，固然是天災，但我們不能控制天災發生的時間、方式和強度的同時，難道就不能選擇面對天災時的應對措拖、配備和態度？答案顯然是否定，我們可以準備得更多、更好、更完善。所以，假如我們到今天仍繼續容許自己相信「天災就是天災」這一說法，那不只是無知，更是無恥。

那麼，既然確定了事件是天災加上人禍，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甚麼？整頓城市、重新規劃去水系統、制訂危難時刻能源穩定供應、救援隊伍、物資安排等的應急方案，這些都是該做而且要快做的事，但作為澳門人，我更希望大家能做到以下三點。

一．辭職，不等於要收貨
颶風重創澳門造成人命傷亡、財物損失，大家馬上將手指指向氣象局局長馮瑞權，認為他未及在最適當時候懸掛8號風球，連累群眾不能做好防風措施，最終釀成慘劇。

風災翌日，崔世安特首於新聞會上公佈已接納氣象局局長請辭，而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亦表示馮已申請退休，有關紀律責任則需交由其主管司長作相應決定。消息一出，民眾無不認為這只是「棄卒保帥」，試圖以馮瑞權「祭旗」，甚至開始追問有關長俸、轉職顧問的不同可能。

的確，雖然辭職、退休、轉職和問責下台，四件事的客觀結果都是馮瑞權不再擔任氣象局局長一職，但卻有着極大分別，除了待遇和福利等與錢相關的問題外，更重要的是前三者都沒有承認過錯、迴避與事件相關的責任，唯有問責下台才是真正的認錯。

我們要清楚記住：我們不只是要換人，而是主事者承認過失，繼任者亦有責任完善相關工作內容。

但其實，失職的不只是馮瑞權一個。

二．追究，不能夠「側側膊」
天鴿肆虐，小城滿目瘡痍，但其實根據第72/92/M號法令，澳門民防體系的頂端是崔世安，不但有權宣佈緊急預防狀態，更可宣佈進入災禍或災難狀態，好讓民眾有一定意識，知道乃危急存亡之際；同時，澳門亦有一套應付各種災難的預警制度（可參第78/2009號行政長官批示），但今次事件當中，以上內容不但未被善用，政府當局亦未顯示出與事件危急程度相關的關注：崔特首在事件當日的遲遲未回應、到花城巡視以及當晚再發新聞片段，統統都未能為事件帶來甚麼改變；面對市民提出「停工停課停市」的聲音，崔生更是置若罔聞、視若無睹。

接續的情況則令人更為氣憤。當全城群眾自發走到街頭，參與義務工作時，我們的政府官員龜縮的龜縮、消失的消失，要不就到災區撿垃圾後五分鐘離場，要不就坐在冷氣房召開那些根本沒有成果的會議；當群眾、前線救援人員甚至解放軍都在為這個城市出一分力時，高官們，你們在做甚麼呢？須知道，你們今次可以將救援、重整工作外判予解放軍，但澳門始終要有自己的災難應變機制及後續安排；今次事件中，市民對政府除了失望，就是憤怒。

所以，我們要追究，而且不單是一個氣象局局長的問題，而是整個政府班子都要為今次事件負責，當中崔世安特首，更是責無旁貸。要追究，而且追究到底！

三. 收錢，不可以再噤聲
最後就是派錢，這招澳門政府慣用的伎倆。由當年五一遊行的一記槍聲後，澳門的現金分享計劃未曾間斷，外間早已戲言這是澳門政府給予澳門人的「掩口費」；而今次風災後，澳門政府打算老調重彈，繼續以銀彈來安撫民眾，推出各種各樣的補貼、資助、賠償⋯⋯

以金錢來補償市民在是次風災中的損失，無可厚非，但我們要問的是：派錢，怎樣派？派給誰？而最最重要的就是：派錢了，然後呢？假如派錢後依然沒有改善基建、假如派錢以後沒有檢討過失、假如派錢以後沒有令澳門變得更安全，那麼今次的派錢，其實只是政府再一次「用錢來解決問題」，但事實已經告訴我們，這招並不奏效，因為解決問題要用腦。

所以，就算大家真的接收了補貼、資助或賠償，我希望各位也能認清真相，不要再迷信收錢以後一切就會變好，問題一日不根治，我們一日也有機會成為下一個苦主；我們可以接收政府的錢，但不可以就此噤聲，而是要更用力監察政府，要求他們運用腦袋去替澳門人解決問題，還我們安居樂業的生活。

容我再重申一次，天鴿為澳門帶來的慘痛，是天災加上人禍；災禍第一次發生，我們沒有經驗去應對，都是苦主，但假如我們沒有汲取教訓，杜絕下一次災禍，那麼災禍第二次發生時，我們不必辯解，我們都是幫兇。

邯鄲學步

邯鄲學步

每次聽到有人跟我說：你就好啦，澳門又派錢！我都會苦笑一下，說句「澳門人付出了多少你又知道嗎？」今天過後，我想我這下苦笑會變成怒火，因為一個風球，將澳門政府最後的遮醜布也吹走了。

先看風球懸掛風球的時間。香港天文台於昨日(22日）傍晚發出3號風球，並預告會於午夜前後改發8號，最後飛速有變，今早凌晨才掛上，也有足夠時間讓民眾準備。澳門呢？氣象局於今日（23日）凌晨3時改掛3號風球，並稱會於早上視乎情況考慮是否改掛8號風球，結果「考慮」過後，9點掛8號，10點45分改掛9號，11點30分掛10號，短短兩個多小時，風力竟會有如此大轉變？究竟是澳門氣象局儀器不夠精密，抑或人員頭腦不夠靈活？還是有更多其他的考量？我不知道，但肯定的是，市民安危在你們的心目中，排名很後，因為冒住風雨上班，甚至現時還滯留在工作場所而進退無從的，大有人在。

再來就看看停電、停水、斷網的問題。由於澳門八成電力由內地供應，而受內地電站因水浸出現故障影響，澳門多區都出現大停電，同時，因澳門電力供應中止，幾個水廠生產受影響，只能作有限度供水，再加上澳門電訊的多區機站受水浸影響而電力中斷，要啟動只可維持3小時的後備電備，電訊設備亦因而受影響。簡而言之，幾乎與外界斷絕來往。

一個風球，水浸、斷水斷電斷網，市民財物受損、小商戶血本無歸，受災圖片在網上傳過不停，令網民驚訝澳門竟落後如此，揭示澳門政府根本無能力保障市民安全，遑論安居樂業；但那邊廂，我們的政府卻豪擲數以億計的金錢來發展智慧城市——該做的民生基建未做好，卻一心仿效別人的科技，你說這不是邯鄲學步嗎？你說身為澳門人，能不生氣嗎？假如今次無政府官員要問責，你說澳門真的不是與別不同嗎？

天災難測，但人禍更可怕，不幸的是，澳門人今次面對的是天災人禍打孖上。

【澳門人在香港】為世界添價值：Green Safety 創辦人 Antonio Wong （下）

Green Safety 團隊，人不多，但個個有笑容

建一個強大的堡壘

聽罷Antonio對4S系統的解說，我同意這是件能達致多贏的事，然而，任你如何厲害，在用家層面，我幾乎可以肯定：你跟他介紹一個能預防意外的安全系統，遠比你向他推銷一套汽車美容的套餐來得困難，這是事實，也是現實。那對於這樣的窘境，作為創辦人的他固然認同，而且也承認這事比一般科創來得「難sell」，「對科創公司來說，難題往往是如何令人關注、媒體報導後令人知道自己存在，但對我們而言，除了知道你存在，還要了解背後的運作，然後最重要的，覺得自己有需要；是難上加難。所以我們除了研發，更要揹上教育的工作。」撇除這些，科創公司也不似一般企業，因為需要投入成本去研發，需要「燒錢」，稍為對自己、對團隊、對產品欠缺信心的人隨時會承受不住，損手爛腳後黯然離場，不過我相信Antonio 有他的方法去捱過這些，因為說過難題後，下一秒他就笑笑的說，「不怕，我自信心爆棚，而且做科技，一定要Think big, aim high！如果連自己都沒信心，別人又怎樣會被你打動呢？」

這種自信相信是性格使然，但豁達的金錢觀則全賴當年美國股市的訓練，因為「幾下按鍵就是三四十萬的損失，而且那三四十萬是重要的，今天的高EQ就源自當時的歷練。然而，科技這回事是殘酷的，任你自信更滿、研發成本最高、投資金額最大，一旦推出市面，也會有被抄襲的風險，所以 Green Safety 不以賣單一產品為發展方向，而是賣方案，「現在的系統除了剛才提及的智能防撞，還有台灣一套強大的實況監測系統，另外還可以按客戶需求而加入其他內容，是用一個完整的東西來滿足客戶需要，就有我們組合了不同東西，建造一個強大的堡壘，那麼就算別人真要抄襲，也不會容易的抄到。」而觀乎方案在2017年2月面世後，已經被中電、偉金建築等採用，其他不同的大中小企業亦逐步安排試用，相信發展形勢樂觀。

那麼，究竟這個澳門人會否有天帶着發展成熟的4S方案，衣錦還鄉呢？我想，答案既是肯定又是否定，「香港始終有較多的機會，但我們不是只着眼香港，而是立足香港，面向世界。」只因他深信，提升道路安全的方案是世界適用，之後會向不同地方的人推廣以及在當地找分銷商，換言之，4S方案終歸會回到澳門，只是這個出走了的澳門人，不會以澳門這小市場來局限自己；也更驗證了一個道理：要改變社會，不一定要留在當地；反而目標定得夠大、影響的層面夠廣，你想要改變的現況，也終究會一點一點改變過來。

同行

今時今日，生活在港澳，記性好是個很大的懲罰，加上一點執着的話，足以把人摧毀。

而我就是這樣一個記性好加執着的人。

所以我記住了當日反東北集會時，我在現場的大電視裏看着吳亮星粗暴地剪布、也記住了在雙學重奪公民廣場的那晚，本已攤在床上的自己如何因為看見新聞報導就奪門而出、趕到現場的情景，及至後來的胡椒噴霧、催淚彈、清場、魚蛋革命（這個我回家度歲，不在場）、銅鑼灣書店、宣誓、人大釋法，過程中那些被黑警虐打的人、被抓進牢房裏接受懲罰的人，甚至那些被走的數，我的一一記得；然後回頭再看看澳門的景況，信我，加起來足以令人嘔出幾兩血。

特別是打開 Facebook：一方面不斷看着令人悲的消息，一方面看着朋友們消遣、玩樂、嬉戲的相片，更加是加速血漿的噴灑。

那以前的我會怎樣？我坦白告訴你，我會怨恨、我會生氣、會問何解我要在這裏痛苦而你們能風流快活，然後獨自在傷心難過，甚至用暗罵別人是豬來彌補自己的心理不平態。但這樣做有用嗎？抱歉沒有。

警黑合作、三權合一，民眾用來表達訴求的選票可以被DQ，對參與抗爭、社會運動而觸犯法律的人一律視之與殺人放火、十惡不赦的人無疑，其實就是要將參與抗爭，站在非建制一方的成本加重；這樣做可能導向兩個局面，一是群眾因為代價太重，害怕，而將所有事視而不見；一是你作好最壞的打算後再站出來，但無論哪一選項，客觀結果只有一個：掙扎反抗的人越來越少，越來越易對付。就如謝偉俊今日表示，假如輿論認為要重罰，法庭必須跟着輿論走，當然，你可以爭拗究竟法庭是否應該依法而不是依民情判處，但事實就是，這是一場有人才能夠繼續打下去的仗。

昨天的反東北、明天的重奪公廣，還有之後的「暴動」······要（暫時）離隊的人只會越來越多，假如仍要執着、記住大家的不同，那根本不會找到能一起守下去的戰友、同行。

求同存異、各有各做，這是我由三年前在電台節目時就在講、在相信的事；今天再多加一點，就是放下，讓自己能走更遠，是不容易的；但更不容易的牢獄之苦都有人在受了，我們還在外面搞分化，過意得去嗎？

【澳門人在香港】為世界添價值：Green Safety 創辦人 Antonio Wong （中）

「2017年了，為甚麼依然要憑感覺，而不是靠可行的科技？」

Green Safety 成立於2015年尾，而Antonio 最初是以投資者的身份加入，漸漸由投資金錢到投放時間，最後變成今天的「越洋」加盟。我本以為Antonio如此仆心仆命，是因為自小與車有緣，又或是不幸對遇過交通意外，所以才如俗套電視劇情節一般要「一生只做一件事」地做這件事，結果，我預想中的灑狗血情節沒有出現，他呷了口凍朱古力然後說：「真心，對車我真的沒有太大感情，當年在英國考得車牌後也是『亂揸』，但我做這事不是因為喜歡車，而是因為真心相信這方案可以為社會增值，改善我們的生活，是一件Win Win Win Win Win的事。」那我也真心的說句，他說了多少個Win，其實我一時間也聽不準。

但究竟這樣的Win Win Win Win Win是如何做到？在回答這問題前，不如我們先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安全其實是件怎樣的事。

「路上零意外，香港人人愛。」這句由道路安全議會由2003年推出的道路安全願景，我們都不會陌生；然而，只需到搜尋器輸入「香港 交通意外 數目」，幾下按鍵，你就會知道跟十年前相比，香港的交通意外宗數並沒有減少，相反，更有緩慢上升的趨勢。那問題馬上浮現：這十年間的科技已經日新月異，交通意外數目卻上升，豈不奇怪？假如再追問下去，十年來，道路使用者如你和我對道路安全的概念又有甚麼改變？似乎好像沒有。那不就是怪上加怪嗎？

「你看看政府統計資料，交通意外成因的頭三位分別是『駕駛不留神』、『車輛失控』和『跟車太貼』，那怎樣的距離才算是跟車太貼？政府的宣傳時會告訴你是兩秒，即是二十米抑或一百米？」新牌仔如我當然不能說出答案，但據Antonio所言其實根本沒有準確答案，「因為不同車速就有不同距離，加上路面狀況都不同，不可一概以論」，不過，這事從來都不會被駕駛者重視，因為只要坐上駕駛座，人人都覺得自己有無上權威，自己眼中認定的兩秒就是兩秒，一切憑感覺，斷估無痛苦。Antonio 深信，2017年的今天，不用再憑感覺，可以靠科技。

「我們的4S (Safematics Smart Safety System) 方案提供GPS車輛追蹤功能，能按照車速或路面情況作出即時判斷，在兩秒，或其他司機設定的時間段時用聲音警報提醒司機，又或是在胡亂切線時亦有警示；同時亦包含了智能防撞系統的元素，準確探測前方可能出現的車、人或動物，再發出警報。」簡而言之，就是一個多功能系統，再配合以上種種行為背後的數據收集，就可以在意外出現前做好預防。「人人都不會想像自己會遇上交通意外，但其實只要不幸遇上一宗，就已經是大件事，而且意外後的醫療、保險、影響到的生產力以及道路阻塞等，其實都是成本，只是我們一直忽視了這些。而我們今天常說智慧城市、智慧出行，其實不只要造到如何可以方便地乘車，由一個點輕易到達另一個點，而是用科技去提升道路安全。」正因如此，Green Saftey的十人團隊才致力推廣這事，希望由預防層面入手，將意外消滅於萌芽，也令上述這些成本減至最低，達致Win Win Win Win Win。

【澳門人在香港】為世界添價值：Green Safety 創辦人 Antonio Wong （上）

與Antonio認識，源於一位大學同學的穿針引線：同學知我以澳門為寫作大方向，也想聽不同居港澳門人的故事，便向我提起了這樣的一個人——一個在澳門任職過投資分析員、涉獵過文創品牌，最後在香港創立了一家初創企業，專營駕駛安全方案……憑着這引人入勝的背景，我就知道會是個有趣的相遇。於是，我決定相約Antonio在土瓜灣的一家咖啡室見面，只因這舊區沒有地鐵可直達，有澳門的影子。

不喜遲到的我按例早到，卻沒料到Antonio也比原定時間早到十分鐘；一見面，眼前人三十開外，一襲淺藍企領恤衫、高額大眼，絲毫沒有「毒男」影子，及至一開口說起經歷時，方知眼前人其實真是個非一般科技人，而更重要的，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外向，既在性格亦在思想，而這是一種普遍澳門人身上都欠缺的特質。

由價位到價值

兩個澳門人在香港相遇，話匣子自然由各自到港的前因後果說起，Antonio快人快語，一下子由幼稚園開始談起，又轉眼就跳到了中三，因為這十二年光景，他都在名校永援中度過，更強調自己「小學六年都名列前茅」，只中學開始出現戲劇性變化，但就如大部分澳門學生一樣，覺得理科班是高人一等的象徵，結果，理科成績大崩盤，化學科更出現單位數的7分。我一邊聽，一邊驚覺情況與自己多有相同，不同的是他後來到了英國留學，由寄宿學校到曼徹斯特大學的數學及統計系，一步步走近科學；而我卻留澳完成高中課程後才到香港升學，徹底脫離理科。但談到了畢業時的想法，我們的思維竟又重合起來。

「2005年畢業，回到澳門當時已經知道自己不會想進入賭場，也不會選擇政府工。」我一聽，馬上笑說「那其實你可以不必回澳門」，Antonio笑着同意，只因同為澳門人，相當了解這兩大行業根本就是澳門最大僱主，也許因爲這樣，他過上了半年無所事事的日子，「2006年1月，我進了銀行，負責一些對數的工作，相當乏味，還記得是七千月薪，當時來說算不錯，不過三個月後就走了，因為我知道自己只是要找個起步點。」及後又到了誠興銀行，由風險投資分析師，一路做到管理市值八億的基金，期間跟隨上司學習投資美國股票，收入、職銜也相當不錯，但2011年年尾，他卻突然辭掉工作，不是因為另有高就，而是想有改變。

我心中暗暗算了一下，衝口而出問了一句「是因為30歲快到，覺得需要改變？」Antonio大笑，說「與這個無關，只是覺得太累，因為美股開市是我們這邊的夜晚，加上白天工作，幾年下來都沒有好好休息，其次，就是我有感自己在做的其實都是炒賣，是可以從中穫利，卻沒有為社會增添到甚麼價值。」

Antonio 也坦承，雖然這些炒賣沒為社會帶來價值，但也確實有為他帶來收入，只是有收入以後，他自覺有能力可以做其他的更多、發掘不同的潛能。換言之，這就是人生中的一個轉向：由價位到價值。

辭掉銀行工作之後，有價值的事並沒有馬上出現，反而有長達半年的時間，他留了在家中看Discovery Channel 。及後的兩年時間，他試過到朋友的餐廳幫忙，侍應、打雜、派傳單，一一做過；也曾與朋友合辦 apps公司，雖然不算太成功，卻令他更堅信自己對科技的熱誠，只因從前留意美股狀況時，也研究過不少科技公司，對這方面的發展有一定認識。

「我相信科技是可以改善人的生活質素，就以電話通訊為例，從前的人其實想像不了我們現在的電話會這樣，但今天的通訊方便，就是因為科技進步。」Antonio邊說邊把玩着隨身帶備的平板和電話，這刻我才發現，這位科技人除了手中的通訊儀器和小相機，原來就真是手空空無一物。也許是緣份使然，自言對科技有熱誠、有想法的他輾轉在2015年做起了有關澳門巴士的車身電視生意，最後雖然賣盤離場，卻因而認識了今天的夥伴——當時在香港已在經營小巴限速器事業的Ben，更一同開展提高道路安全的4S (Safematics Smart Safety System) 方案。這就是今天 Green Safety 出現的前因後果。

童話幻滅時——《美女與野獸》觀後感

千呼萬喚，真人版的《美女與野獸》終於登場，而且上映不久，旋即祭出了「全球開畫票房冠軍」頭銜，這當中固然有造勢成分，但綜合電影本身的先天優勢、製作水平等元素，也似乎是「雖不中亦不遠」之態。

先天優勢結合後天發功

《美女與野獸》的非凡，得由1991年的同名動畫長片說起。這電影除了是迪士尼公主電影的經典，更是第一部獲提名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的動畫片，而在當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中，也成功摘下了最佳配樂和最佳歌曲兩項大奬，相當了不起；而在如此顯赫「身世」之下，真人版《美女與野獸》自是先聲奪人，而電影也的確沒有令人失望，靚人靚景不乏，歌舞場面沒令人失望：Belle、Be our guest和Beauty and the Beast 等經典曲目也「還原」得不錯，配上運用得宜的精彩特效，已足夠吸引人入場，加之近來關於女主角愛瑪·屈臣的各類報導不絕、同性戀情節而引起的論爭等等，「全球開畫票房冠軍」一名，當然也是手到拿來，毫不客氣。只是作為一名看過動畫的九十後，這真人版動畫確實令我有童話幻滅之感。

內在美抑或愛自己？

小時候看《美女與野獸》的動畫，身邊的大人總愛為電影「解畫」，令中心思想有如教條一樣被寫在牆上：外表不是最重要，要學懂欣賞別人的內在美；是以王子雖然有着野獸外表，但因為內心的真善美，還是能與情人終成眷屬。這是我們從小被灌輸的，對《美女與野獸》的認知。真人版的《美女與野獸》當然也嘗試去表達這訊息，但畢竟步入戲場的受眾已經不是孩子，所以情節上還是為女主角動情這事作了一點鋪墊，亦正是這些鋪墊，令一切變得不同。

故事講述女主角貝兒生長在法國的一個窮鄉僻壤，村民對女主角強烈的求知慾予以極大的訝異，甚至直截了當的稱呼她為「怪人」，這當然令女主角感到困擾，甚至自我懷疑起來，而當劇情推演至她被野獸所軟禁，萬般無奈時，她卻在機緣巧合下發現眼前這野獸原來竟是飽覽群書，學識絕對在自己之上的「斯文人」，而當野獸領她到自己的書房，並告訴她可以隨便看時，貝兒更興奮地跳起舞來，「他雖然不是白馬王子，但這裏卻是我夢寐以求的地方」，歌詞中的這一句，是兩人關係的第一個轉捩點；至於第二次，也是最關鍵的一次，就在於野獸向貝兒展示那本可以「環遊世界」的寶物，同時慨嘆自己這外表不可能被外界接受，這時候，貝兒回了一句，「我也是，村裏的人都說我很奇怪。」

正是這兩句話，足以令人明白，貝兒看待野獸時，其實是帶有代入感：代入了被別人視為「怪」的角色，同時也渴望能像野獸一樣，學富五車，這當中其實摻合着「現在的自己」以及「想變成的自己」兩種想法，所以，就如大多數戀人一樣，她在野獸身上找到了自己，愛他，其實也是因着一種自愛，而後才是內在美以及其他。

是女神，不是貝兒

第二個令童話幻滅的地方在於貝兒的選角。你或會反駁：愛瑪·屈臣長相好、聰明，甚至是導演心目中的不二人選，連電影海報也是以「完美現代貝兒」，哪有不合適之理？是的，愛瑪·屈臣很好，貌美、聰明、形象正面而且敢言，活脫脫就是女神的模樣，但好不等於能將貝兒演繹好：電影中的她，一舉手一投足都是自己，並無太多的演技可言，做自己的感覺大於將角色演活；但面對這個女神版本的貝兒，大家似乎也「收貨」了，大概是因為我們都帶着看女神的前設入場，看見女神已是得償所願，還需要計較貝兒不貝兒？演技不演技嗎？

所以，問題不是愛瑪·屈臣，問題也不是貝兒，問題是由愛瑪·屈臣來演貝兒，看似是度身訂造、完美選角，但其實當演員本身的色彩大得將角色也蓋過時，我們究竟是要看電影抑或看真人騷呢？這問題，問來不討好，答時也殘忍，但無論如何，還是需要思考的。

以目前的情勢來看，相信這部《美女與野獸》還是能夠穩佔票房首位好一陣子，然後帶着驕人的成績完美謝幕，甚或再在奧斯卡中攻下一到兩個奬項；只是當動畫變成真人之際，伴隨的童話也似乎一起幻滅，變回現實；但究竟是動畫將故事「童話化」還是真人版將動畫「世俗化」，其實也不太重要了，反正童話從來都不存在，而我們總得繼續生活，生活在一個女神氾濫、人比野獸可怕的世界。

在離開與回來之間尋找——《骨妹》觀後感

《骨妹》上映兩星期多，一直掙扎：不是掙扎看與不看，而在掙扎究竟要在哪裏看。最後我選擇了回澳門看，而且在永樂戲院看。

《骨妹》全長九十七分鐘，不算太長，但已經足夠說好一個故事，一個發生在九十年代澳門，兩名少女於骨場中結緣、相遇、相知、相離的故事；在寫角色之間的情感互動時，也點出了對一種城市的情感依屬。

電影以已移民台灣的民宿老闆娘詩詩（梁詠琪飾）知悉友人靈靈離世，遂踏上歸途作開始，繼而分開兩條時間軸敍事：一邊講述中年版詩詩由台灣回澳，逐步解開心結、發現秘密；一邊刻劃九十年代的詩詩（廖子妤飾）和靈靈（余香凝飾）如何由骨場中的同事變成密友，再一同擔起養大孩子的責任，到最後走向分離；兩條時間軸同時推演，最後由詩詩驚悉當年秘密，與回憶中的靈靈「重遇」，親口說出心底話並決定留在澳門作結。

回來，是為了尋找？
毫無疑問，詩詩的回來是因爲靈靈的離世，但其實也是因為尋找——尋找她不知道自己已失去的。在這裏，導演巧妙地運用了台灣，這個近年港澳民眾趨之若鶩的地方作為符碼，配以一個凡事以她為先的丈夫、一家經營有道的民宿（從名字來看，甚至隱喻其孩子）等等來描繪出詩詩在生活上的圓滿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她沒有因此而快樂，更沾上酗酒習慣，透過這一正一反的對比，凸顯中年詩詩的缺失，也為她這趟「尋找之旅」作了很好的鋪墊。但問題是，詩詩要尋找的到底是甚麼？

尋找的起點在於保險經紀肥華在報紙刊登的一則尋人告示，而詩詩回澳後，第一個接觸的也是肥華，更因她而察覺到自己與眼前這城市的疏離，在相約見面地點時，身處酒店房裏的詩詩向電話另一頭的肥華有這樣的一段對話：

詩詩：灶記？
肥華：沒有了。
詩詩：那台山紅姑呢？
肥華：都沒有了。
詩詩：那不如你來決定吧！我十多年沒回來，都不知道有甚麼地方了。

結果，兩人相約在桃花崗，也是一個已經走向終結的地方，再由肥華慫恿詩詩找回昔日的另外兩個姐妹三八和孖四，一見面，才發現各人都已經改變，不論是身份（由少女變成祖母輩）抑或友誼，都已不如往日，加之小城變改已帶來的陌生感，重重因素疊加，令詩詩生氣得衝離浴足店；但在外人看來，這種陌生源於離開、缺席，是情有可原的，縱使如此，詩詩沒有停下尋找的腳步，反是回到了往日的舊居，甚至要去找出樂樂——她與靈靈曾經答應彼此要一同撫養的孩子，也是她和靈靈還剩下的連繫。

在這裏，詩詩這次回來想要尋找的，似乎就是連繫，與靈靈的連繫，與舊日的連繫。然而，我卻認為這解說並不完整，若要完整解題，恐怕要由她的離開開始說起。

離開，是為了逃避改變？
假如有細心留意的話，詩詩和靈靈離別的場景是在1999年12月20日凌晨，也就是澳門回歸的那刻，對這座城市而言，這是幾個世紀的大事，但對詩詩而言，卻根本不是甚麼，所以回歸前的治安不穩、人心惶惶，好姐妹在籌謀要到日本發展，甚至「骨妹」的工作也丟了，她也始終如一，就算要接上多份兼職，亦決心要留在澳門。然而，當她無視身邊翻天覆地的變化時，卻因身邊人的改變而離開。

「你變了，變得好自私。」1999年的詩詩因為靈靈要將兒子送回鄉下而拋下這句，成為二人分離的重要意符，情節將二人的離別與九九回歸的場景結合， 但其實詩詩的離開，從來都不是因為這座城的改變，這一點，由三八問起她目前居住的台灣怎樣，她竟回答說「像舊日的澳門」可見；就是離去了，她仍然活在「過去」，所以離開要逃避的不是城，而是人。

因為逃避一個人的改變而離開，回來後卻迎來了一座城的改變，這時候，樂樂的出現起了關鍵作用。





尋找那失落的身份
如前所述，樂樂是詩詩與靈靈間還剩下的唯一聯繫，但他的重要性不止於此，因為他為詩詩的尋找點出答案，而且更是答案的一部分。

詩詩與樂樂的初次見面，前者對後者已掌有一定程度的認知：熱愛足球、留級生、對母親的死無動於衷，連喪禮也沒有參與的無情兒子，而後者對前者是完全零認知的，而到第二次相遇時，樂樂終於流露出對母親的重視（甚至遠比詩詩想像的為多），原來眼前人並非無情，而是採用了另一種表達方式，這裏的情感展現是雙關的，因為樂樂的「情」間接揭示了靈靈的「情」，也同樣比詩詩所能想像的多：用一個謊言來成就其幸福，當日令她離開的自私人原來才是這段關係中最無私、大方的一個。

而當詩詩跑上她和靈靈昔日的回憶之地，確認彼此之間的關係後，她更與丈夫坦承心中想法，表示離澳這十多年間，「心就像破了一個洞似的，從未開心過」，到今天才發現，這是因為自己心中早已住了另一個人，最後請求丈夫能讓自己留在澳門，度過餘生。

電影的最後，詩詩回到昔日與靈靈一同光顧的葡式餅食老店，賣着兩人愛吃的蛋糕，露出一絲滿足的笑容。這份圓滿在於她終能尋回失落了的身分確認，補回心中的破洞。假如要歸納這失落了的身分，大約可分成澳門人、與靈靈之間的同性愛戀以及樂樂母親三部分， 這三重身分之間彼此呼應，缺一不可。雖然如此，導演沒有將「重新確認」的過程加以放大，沒有直白的大聲宣示，反而用上一首九十年代的流行曲《再見二丁目》來作文本互涉，一句「原來我非不快樂，只我一人未發覺」，充分道出詩詩在面對這些身分符號改變的後知後覺（而我們大多數人亦一樣，身分變改與身分意識的確認總是不會同步的）；當中描繪得最到位的，尤數同性情感一段，那種密友與戀人間的似是而非，介乎於確認與否定的狀態，將傳統華人女性面對情感取向時的迷茫，呈現得恰到好處。

電影中另一值得欣賞的，是以詩詩這角色來表達回家、身分等議題的一種看法，卻同時容許其他可能——詩詩在靈靈墳前告訴她，自己已經答應「我們的兒子」樂樂去尋找自己的世界，這話無疑是對樂樂的一種支持，也是對一直希望樂樂能考上公務員的靈靈來說的一種答應：我知道你希望兒子能脫離我們往日的艱難，透過一份穩定工作而獲得快樂，這些我明白，但其實快樂有其他可能。而電影結尾，樂樂寄給詩詩的明信片中的字句，證明他確實尋到自己的快樂，是與詩詩的分享，同時也是對靈靈的記念。

總體而言，《骨妹》是借一次尋找與確認，講述了一個人、一段關係，以至一座城市的故事；電影海報中的標語「永別後，方才知道曾經愛過」、「很想再遇見」，說的是兩位主角間的情感，同時也是說她們與這座小城的感受；這種對澳門變化的刻劃，相信也是八十後導演徐欣羨的切身體會。

「但當世道迷離，只剩變幻才可永恆時，我們能尋找、要遇見的，又是甚麼？」步出這所擁有六十多年歷史的永樂戲院時，我不禁在問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