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如你在年初二晚上，只看見了「暴力」

由年初二凌晨開始，我那些社交平台、軟件上的朋友分成了三派：一是支持，甚至參與了當晚旺角的騷亂；其次是沒有參與，但支持或理解當晚所發生的事；而第三種人，則是完全不能理解與接受，甚至不斷以「暴民」來形容香港人。前兩派當中，主要是香港人或小部分澳門人，而第三種，則以澳門以及內地的親戚為主。
 看到這裏，我相信有人已經開始下定論：你一定是想說內地資訊封閉，澳門人又一向聽話，所以就一概變成了第三類人。的確，我跟身邊朋友（主要是第一、二類人）談起這情況時，多數只換來一句「你同呢啲『澳豬』講嚟都嘥氣，佢地唔會明」，聽罷這句，我本來也抱著「新正頭，相嗌唔好口」的想法，打算龜縮幾天，待風頭一過就算了。但我再想，假如我認為第三類人一開始就將當晚的示威者定性為「暴民」，然後一味譴責的行為不對；那麼我心中想著一句「澳豬」、「生番」，然後在腦中想像他們如何封閉，早下定論卻又要裝作若無其事，豈不更無恥、更不堪？所以，我想我這個在港澳兩邊都生活過的人，有義務也有責任，與大家分享一些對事件的看法。
 年初二晚在旺角發生的事件，有人看到了開槍、有人看到了掟磚、有人認為警察只是執行職責、有人深信示威者是被逼到牆角；諸如此類，多不勝數。但問題是，根本沒有人能看見全貎，哪怕你身在現場，又或是整晚不眠不休地看直播，都不可能；果如是，以一個不完全的片段來為整件事作評價和下判斷，公平嗎？正因如此，我也不可能公平而客觀地評論事件，所以我不打算要說服你接受我的一套，我想做的，只是陳述自己對事件中有關「暴力」的看法，再分享我認為重要，但大家可能忽略的事。
 是的，年初二晚，旺角街頭出現了暴力，有人認為，這是一場由魚蛋、由小販而生的「暴亂」，但首先要說明的是，現場出現了暴力，不等於所有在場的群眾都有參與、使用暴力，再者，香港民主派光譜之廣，理念、手法也各不相同，根本不可能全然定性。
 容許我借魯迅先生的「鐵屋吶喊」來作一個比喻，他在《吶喊》一書的自序中，寫下了自己與與錢玄同先生的這段對話：魯迅說：「假如一間鐵屋子，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，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，不久都要悶死了，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，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現在你大嚷起來，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，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，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？」錢玄同道：「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，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。」
 想像這故事的後續情節應該是這樣：於是，那幾個起來了的人遂走到牆邊，用腳大力踢、用拳大力捶打，而且在過程中，無一不因發力而面容扭曲、大聲么喝；這時候，屋內陸續有人醒來了，他們看到的是甚麼？一這群「生事者」在破壞自己正在裏面睡得香甜無比的安樂窩，結果，「暴徒」就這樣出現了。的確，由他們睜開眼那一刻開始來看，事實確是如此，但這就是全部嗎？
 將同樣的邏輯套用在年初二晚上的旺角，我們必須承認，暴力是出現了，但假如你由掟磚、掟木板一刻開始看，忽略香港回歸以來，或更直接點說，梁振英上任以來，遠的那些新界東北、高鐵、佔領運動、鉛水事件等，近的也有銅鑼灣書店、TSA、港珠澳大橋、港大事件，甚至昨晚還持續發生中的「良景管理員」，你看到的一定是暴力，但如果加上這些來看，暴力依然是有的，但卻是在一個大型、無間斷的制度暴力下，一群對未來絕望的人所施以的肢體暴力，背後還有更多的，叫絕望和憤怒。 假如你問，如果當晚我在場，會否一同掟磚和雜物？我會回答你，我不會，因為這是我的底線，認為暴力不應該被提倡和追捧，但我也不會站在警察一方，恣意喝罵示威者為「暴民」，然後開槍（別忘了，這也是暴力）。暴力行為未必能帶來果效，在這時候出現更可能會有反效果，但不能由此判斷這事由一開始就是錯。就如眾多前輩已說，當晚在場的，都是可憐人，不論是紅螞蟻、黑螞蟻，抑或跌入預設劇本中角色，唯一共通的是，都無能力主宰自己的未來，而唯一有權的人，正坐在大宅中，笑得合不攏嘴。 我知道這文章的出現，註定捱罵：支持激進的朋友會笑我左膠、與我割蓆，溫和路線的朋友會笑我在說一些「阿媽是女人」的話，然後那些認定示威者是「暴民」的朋友，就會認為我支持暴力，unlike、unfriend，甚或在真實世界中也絕交；但我想，不論政治抑或現實，我們要走下去，靠的不可能是仇恨和偏見，而是理解和易地而處，我要說的話已經說完，接下來要做甚麼，是你的選擇、你的自由，我絕對尊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