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2月3日 星期三

鄉愁



   有關鄉愁的定義,大概沒有人會比余光中先生說得更好:郵票、船票、墳墓、海峽,四樣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,在他詩中化成了生動具體的比喻,將一代人的遭遇,說到人的心坎裡。然而,這年頭,這世代,還有多少人能有如此波瀾壯闊的人生經歷呢?於是我由這問題開始,思考屬於我這個世代的鄉愁。
 禮記有曰:「物有本末,事有始終」,所以,要說鄉愁,也總得有個由頭──從鄉說起——但這正是問題的所在,只因對我們這些八、九十後來說,籍貫,不過是從小出現在學校手冊上,必須要填妥的一個欄目;故鄉,則是個近乎空白的概念;至於鄉愁,就更是天方夜譚了。假如按此推論,我們理應就是沒有鄉愁的一代了。
 但事實並非如此,我們這代人不是沒有鄉,更不是沒有鄉愁。只是你不能以過往的概念去理解這鄉愁,這種變了形的鄉愁。
 對於八、九十後這些成長於核心家庭背景的人而言,家,其實是個極具指向性的名詞,它所指的,是一個具體的處所,一個有家人同在的地方;至於鄉,就是將「家」的概念推而廣之,指他們身處的那片,生於斯,長於斯的土地。於是,前人的鄉愁源於離鄉以後,因思念故地而萌生的愁緒,而我們的鄉愁,成因較複雜,也不一定是源於離鄉,甚至是反過來,因為不能離鄉而生的,只因我們身處的這片「鄉」,實在能令人產生太多愁緒。
 就如「困住」之愁,這種「鄉愁」的典型代表人物,恐怕就是台灣的年輕人。正當我們翻開報章,由報道中的數據告訴我們近年移民到台灣的人口屢創新高、就在我們因著台灣人能以自己手中一票來表達民主訴求時,一名台灣年輕人卻跟我打聽香港有沒有好工作,只因在她眼中,台灣其實不是甚麼寶島,更不可能是文青天堂,而我們投以艷羨目光的民主選舉制度,卻正正成了她口中令台灣空轉了二十年的原因,加上政府與企業的無間合作,令大學畢業生的薪水一再被壓。結果,也就正好如錢鍾書中的一句,「城內的人想出來,城外的人想進去」。
 而換了在香港,則是一種「蝸住」的愁。香港地少人多,住宅面積更是出了名的「豆腐膶」,所以不論你是成功置業的有為青年、未能「上車」,靠租樓或與家人同住的「廢青」(某些成功人士的定義),也一定要習慣「蝸居」的生活;特別是租樓人士,更要學習成為一隻蝸牛:不為住處買入太多花巧、佔位多的物件,只因業主一句加租,你就要像隻蝸牛一樣,拿起自己的殼離開,然後在置業的路上緩慢地繼續爬。
 至於澳門的年輕人,經濟條件比台灣的好,居住情況也不算「蝸」,但這裡的愁,則是一種「揦住」的愁。眾所周知,旅博業為澳門的經濟命脈,大批大批外來的遊客到來旅遊、購物,由他們的消費活動轉化成澳門人口袋中的錢;這個轉化過程中,人人所得的回報不同,但每個澳門人卻真真實實地賠上了生活空間,承受著隨旅博業飛升而上漲的物價。然而,就如所有的服務業一個樣,任你背人如何垂淚,對人時你也得要笑,所以這種因為愛這片土地而不滿、不爽、不快她的現況,但卻改變不了甚麼的感受,正好就是「揦住」。
 「困住」、「蝸住」、「揦住」三種愁,哪一種比較難受?我沒有資格回答,我只知道,今天晚上,要到家品店為新住處搜羅一些無痕掛鈎,好貼在新業主指明不得劃花的浴室磁磚上;然後明天晚上,要跟一個剛從澳洲工作假期完結回來的台灣朋友敍舊,看她在臉書的分享,自己在澳洲的半年間賺了近五萬港幣,大約是在台灣工作一年多的薪水;還有大後天的晚上,要趕到港澳碼頭乘晚上八點的船回澳門……

刊於2016-1-17 《華僑報》 華座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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